日本侵華戰爭中的生化戰

化學、生物戰是日本侵華戰爭中的一個噩夢,它不僅使中國人民遭受巨大的損失,時至今日依然是揮之不去的夢魘。

早在1925年,國際社會就通過了《禁止在戰爭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它氣體和細菌作戰方法的議定書》。可日本卻在侵華戰爭期間,公然違反國際法,研制並對中國軍民使用了大量生化武器。

日軍將大批中國人用作細菌和毒氣試驗的實驗品,對他們進行殘害。據不完全統計,中國軍民在戰爭期間因遭受日軍細菌戰和細菌實驗而死亡的人數至少在10萬以上。其中日軍731部隊在實施細菌戰中最為臭名昭著。

731部隊為了準備細菌戰,喪心病狂地研究制造鼠疫、傷寒、霍亂、炭疽、班疹傷寒等數十種傳染病菌,其生產能力之大,數量之多駭人听聞。731部隊每年可以生產生3000公斤的純細菌。而每135克的純細菌就可以使400平方公里之內的所有水源遭到污染,因此年產3000公斤純細菌的傷害力之驚人有多麼可怕。1945年上半年,為了準備傳播鼠疫,僅駐在我黑龍江省的日軍,就向731部隊上繳了56000只老鼠。

日軍細菌部隊曾組織遠征隊在中國各地實施細菌戰。1941年,日軍731部隊和南京“榮”字第1644部隊密切配合,在我湖南常德地區投撒鼠疫菌。

活體實驗是日軍的另一大暴行。日軍為準備細菌戰,野蠻地用中國戰俘和平民進行活體實驗,僅死于731部隊活體實驗的就達3000多人。

除了731部隊,日軍在黑龍江省齊齊哈爾還有一支鮮為人知的部隊,即關東軍陸軍化學研究所516部隊。正是這支部隊進行了大量化學武器的研究、實驗、研制和生產,使得日軍在戰場上大規模、頻繁地使用化學武器,給中國軍民造成巨大傷害。

日本侵華戰爭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人類戰爭史上使用化學武器最頻繁、最廣泛、持續時間最長的一場化學戰。其中有確切時間、地點及造成傷害情況記錄的就多達1241例,使用地點遍及中國的18個省區,造成我國20多萬人傷亡。

1938年4月15日,日軍在圍攻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時,在山西制造了駭人听聞的武鄉西營慘案。他們大肆殺戮平民226人。當70多名百姓逃入一個山洞躲避時,“倭寇發覺後,不敢進去,竟將毒瓦斯注入,把他們燻死在里面。”

1941年9月30日,中國軍隊2個軍共6個師與日軍第13師團在湖北宜昌展開激戰。日軍先後4次大規模使用了化學武器,造成中國軍隊和居民大量傷亡。

1942年5月27日,日軍第101師團163聯隊的2000名士兵包圍河北北畽村,堵塞了通往村外的地道,並向地道內放毒,造成地道內800多名軍民全部死亡,史稱“北畽慘案”。

日本學者粟屋憲太郎、吉見義明、松野城曾在他們編撰的《毒氣戰相關資料》和《毒氣戰相關資料Ⅱ》等侵華戰爭絕密資料集中,也比較系統詳細地記錄了侵華日軍在中國運進、儲存、使用化學武器的事實。

翻閱這些資料,每一頁都使我們觸目驚心。據該資料記載,至1941年底,日軍大本營至少向中國戰場的日軍補給了各類毒劑炮彈45萬枚,毒劑航彈7700枚,毒煙筒約100萬枚,以及散裝毒劑68噸;1941年以後,又源源不斷地向中國戰場補給了大量的化學武器,總數達到數百萬枚。該資料還記述了時任日軍參謀總長閑院宮載要求各作戰部隊在使用化學武器時“盡量與煙幕混用,嚴密隱匿使用毒氣之事實,切勿留下痕跡”的作戰命令。

從已有資料看,日軍在侵華戰爭期間使用生化武器的情況大體有三種:一是在大規模戰役中使用生化武器作為達到軍事目的的手段。如1938年的武漢作戰、1940年的宜昌作戰等。由于這種戰役規模比較大,日軍有計劃使用生化武器,甚至在作戰中進行生化武器實驗,所以有比較詳細的記載,包括準備和實際使用的生化武器的種類和數量等。二是在一般性作戰中或者是在較小規模的戰斗中,日軍根據情況機動地使用化學武器。這種情況比較復雜,也有偶然留下記錄,多數沒有具體記載。不過,戰後中日兩國關于在戰爭中使用毒瓦斯的回憶相當多,中國方面的資料集中體現在名為《細菌戰和毒氣戰》資料集中;日本方面的證言在中國歸還者聯絡會出版的戰犯回憶中也多有體現。第三種情況是針對平民使用化學武器作為迫害手段。日軍對當時抗日力量所控制的地區進行掃蕩時,經常使用化學武器對掩藏在地道中的和平居民進行攻擊,日本方面的文件中對此有所記載。

日本戰敗後,為掩蓋其在中國所犯罪行,日軍將大量未使用以及來不及帶走的化學武器秘密掩埋或丟棄在山間密林、江河湖泊、海港灘涂,甚至居民區中,其中我東北三省是日本遺留在華化學武器的重災區。據吉林省檔案館相關資料記載,解放初期,僅吉林省敦化地區在清理日本遺留在華化學武器過程中就先後有800多人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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