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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社共育助力特殊儿童教育

  消费日报网讯(记者 卢岳 □朱兵)日前,本报记者就中国特殊儿童家庭教育及家校社共育相关问题采访了重庆师范大学教授、重庆市重点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重庆市课程与教学研究基地”主任申仁洪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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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元,是每个人生活、学习和发展的基地。作为在我国对特殊儿童家庭教育有深入研究的专家教授,您能否谈谈家庭及家庭教育对特殊儿童发展的意义和价值?

  申仁洪:好的。谢谢您和贵报对特殊儿童和特殊教育,尤其是对特殊儿童家庭教育的关注。在狭义层面,根据2006年我国进行的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我国有各类残疾人829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6.34%;全国有残疾人的家庭户共7050万户,占全国家庭户总户数的17.80%;其中有2个以上残疾人的家庭户876万户,占残疾人家庭户的12.43%;有残疾人的家庭户的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9.98%。这意味着我国有近18%的家庭需要展开残疾儿童家庭教育。根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公布的数据,2010年底我国处于义务教育及其以前阶段的0-14岁的残疾儿童口为387万人,占残疾总人口的4.66%。在广义层面,如果将学习障碍、情绪与行为障碍、孤独症等发展性障碍儿童纳入特殊儿童范畴,则特殊儿童的数量及其家庭将会成倍增长。

  自从近代特殊教育产生以来,人们将特殊儿童的特殊性看成是儿童自身内在因素(遗传素质、身体残疾、神经功能失调、心理与语言缺陷)所致,因此所有的干预和教育都聚焦儿童生理和心理机能的改进。鉴别与诊断、分类与标签、特殊学校和机构的安置方式、补偿性课程设置、特有的交流与沟通手段,无一不是指向特殊儿童个体,提供的是儿童中心服务。这种以隔离的特殊教育学校和康复机构为载体的儿童中心服务模式,保证了特殊儿童接受教育的机会和就学的权利,极大地推动了特殊教育的发展。但是70年代以来,在融合的时代精神引导下,生态和自然支持的理念逐渐得到共鸣,儿童的发展被看成是社会主流价值观、国家法律和政府政策、社区、学校、家庭和儿童交互作用的结果。家庭作为儿童生活和发展的主要和最自然的场所,为其提供了满足资源、金钱、情感、认知等全方位的支持。此外,对未成年的特殊儿童而言,家庭承担了沟通和整合儿童及其家庭的需求和社区、政策、社会价值观的角色。

  因此,家庭作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逐渐超越了作为“问题的一部分”。在传统上,由于特殊儿童的出现会在身体、财政、家庭和社会等不同层面给家庭带来持续的压力和挑战,家长往往是作为“问题的一部分”而存在。为此,人们在对特殊儿童直接提供干预和教育服务的同时,也将他们的家庭作为干预的对象。随着研究和实践的深入,我们发现,尽管残障儿童的出现会给家长和其它家庭成员带来压力,但是家庭对于残障儿童的照顾和对其教育和服务的卷入并不总是负面的经验。持续增长的压力并不必然导致家庭负面经验增加和家庭功能失调。家庭对于压力的有效适应与家庭如何定义压力事件、可以获得什么资源以及这些因素的相互之间的交互作用模式密切关联。同时文化差异在家庭对于压力的定义和寻求资源帮助的舒适自在性方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因此,家庭作为问题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被凸显出来。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家长获得了参与私人和公共事务的权利,如在诊断、评估、鉴定、早期干预服务、特殊教育方案、转衔服务、相关服务、支持性就业等相关领域中,获取信息、参与决策、参加活动。传统的家庭对早期干预、特殊教育和相关服务的被动卷入局限逐渐让位于家长参与能力和力量的提升;早期干预者、特殊教育者和相关服务提供者者的绝对主导让位于他们与家庭和家长的伙伴协作;家长参与从强调家庭缺陷逐渐转向强调家庭的赋权增能和力量。越来越多的服务残障儿童的专家和服务提供者将家庭赋权增能看作是社会福利政策主要目标,看成是改变那些处于高危状态中的个体和家庭的关键性因素。于是,早期干预、特殊教育服务和康复领域的专业人士和研究者,寻找包括残障人士家长赋权增能和赋予他们责任在内的干预方法。家庭的赋权增能作为一个系统,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早期干预和特殊教育的关注焦点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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