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最怕生活在不理智的年代”

  

“知识分子最怕生活在不理智的年代”


  来源:南方传媒书院

  作者:陈安庆(南方传媒书院创始人)

  如果你在百度新闻里检索“公知”二字,看到“为什么有人讨厌公知”、“公知们为什么要与中国作对”、“公知——当代中国最无耻的阶层”、“公知一句话坑了中国人四年”……

  类似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负面信息占了大多数。

  大众传播媒介上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污名化手法,大都是通过“贴标签”的方式,这种方式就是先让自己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获得看似合理的正当性,然后不加论证地向对方开火,集中火力抹黑对方。“

  这种手法无须论证、无须理由,整体性地将一个群体污名化,就跟文革中流行的“臭老九”一样。

  在互联网舆论场上,一旦这些人士发表对时局和社会的批评言论,便会面临各种四面八方的道德批判、调侃谩骂甚至是人身攻击。

  如今,公共知识分子已经跟许多贬义词汇,正一步步滑向被社会道德舆论批判的深渊。

  

“知识分子最怕生活在不理智的年代”


  为什么这几年公共知识分子被踩了呢?这是因为“公知体”曾经一度占据网络空间,“公知体”逢西必捧、逢中必踩的特征十分明显,在政治正确和中国国力变得强大的大前提下,中国普通公众越来越觉得自己没必要推崇西方,更没必要学他们了,而且觉得只要是提倡学西方的,那就有点妄自菲薄了。

  那么,到底这些知识分子,是不是臭老九呢?

  社会上对于公共知识分子污名化的这种倾向,表面看来是一种自发的公共舆论现象,但其实充满着矛盾和不公。社会上出现的种种不良现象,即使媒介参与其中的程度很深,也绝不可以把全部责任都归结于媒介。

  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以专业知识和学术背景为支撑,以维护公众利益的心理为基础,以动态形式反映公共知识分子的理想、愿望、利益、要求,并在传播中产生较大影响的思想潮流的人被称为公众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的活动内容是公共话题,不涉及私人利益。公共知识分子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希冀通过自己的行为解决社会公共问题。他们利用自己的学识和舆论影响力,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公共事物公开发表议论,刺激政府和民众关注和应对公共议题。

  中国传统社会中跟“公众知识分子”对应最相近的是“士”。

  中国儒家所推崇的“士”精神,可以视为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文化传统,只是在清末民初中国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中国传统的“士”逐渐转变为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并且自觉担负起“唤起民众”的责任。

  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也体现了“三不朽”的内涵。为天地立心是“立德”,为生民立命是“立功”,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立言”。

  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明夷待访录·原臣》

  在中国,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很大程度上代表的是党和政府的权威声音。

  公共知识分子的“天然属性”就是热衷于对时局发表质疑或批评声音,这样就很容易站到政府的对立面,因此媒体所呈现的公共知识分子,往往不可避免地出现比较多的负面新闻,这是传播者框架在媒介组织传播中的最直观体现。

  但是,这几年,在后现代社会的畸形消费主义与大行政思潮的兴起的背景下,公共领域逐渐瓦解状态,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消退了。

  中国的公众知识分子是怎么来的?

  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立足专业,放眼天下,用自己的言行和创作参与社会运转,并呼吁富有社会责任感,勇于充当引路人。

  他们希望作为公众人物发表文章、演说、研究论文、评论文学和艺术作品;进行社会批判,针贬时弊,呼唤正义,呼唤公民正义,论证社会主义原则,阐述政治改革的方向,甚至构建新社会的蓝图。

  那是一群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

  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全社会对文革灾难的反思,人的尊严、价值、自由、民主、启蒙与思想解放自然,成为知识分子与公众共同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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