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学:前沿问题的密切关注与积极回应

  ◇修正案将采取甲类传染病管理措施的传染病纳入到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调整范围内,并且增加规定了拒绝执行有关防控措施等妨害传染病防治的行为,进一步为公共卫生刑事保障体系查缺补漏,为有效惩治妨害疫情防控的犯罪行为提供明确法律依据。

  ◇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是对海量数据的深度挖掘与分析,因此,在利用数据的过程中如何保护公民的隐私不被侵犯、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不被滥用成为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所必须关注的问题。

  ◇对于涉民营企业案件的刑法适用,司法机关应当准确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该严则严,当宽则宽,严中有宽,宽中有严,宽严有度,宽严审时。根据具体的经济社会变化和社会治安形势,适时调整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处理中从宽和从严的内容。

  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既是疫情肆虐、风险频发的严峻考验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和谋划“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对此,我国刑法学研究密切关注并积极回应各种社会前沿问题,在重大疫情防控下相关犯罪行为的刑事治理、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出台、刑事追诉时效制度的适用与检视、人工智能时代刑法风险的前瞻应对、涉民营企业犯罪案件的刑法适用,以及加强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等方面均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既有反映刑法学研究发展的内容,也有应对社会变革的刑法学实践探索。

  01 重大疫情防控下的刑法适用与立法完善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举国上下同心协力、共同抗“疫”。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拒绝防疫、暴力抗疫、造谣传谣、暴力伤医、制假售假、哄抬物价、坑蒙拐骗等各种妨害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行为。对此如何加以应对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话题。

  随着疫情防控初期进入紧急状态后,刑法界也迅速发力。2020年2月“两高两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下称《意见》),对相关妨害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定性问题进行解释,但仍存在诸多亟须厘清的疑义,主要集中在对涉疫犯罪行为的定性上,以及如何准确对待非常时期刑事政策、刑事理念与刑事规范之间的关系。

  对于涉疫犯罪行为讨论最多的是,疫情防控过程中拒绝执行防疫措施的行为是否一概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认定,学术界普遍认为应当持十分谨慎和严格的态度。有学者认为,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是“明知”的,对传染病传播后果态度往往就是“放任”的,在导致传染病传播后果的情况下,即可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此持否定态度的学者则认为,很多情况下抗拒防疫措施行为人对于导致传染病传播后果往往是不明知的,但是,确实也有很多情况下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虽然明知但往往都是持“轻信能够避免”的心理态度,即其对于造成传染病传播后果是排斥、否定的。因此,拒绝执行防疫措施行为中除极少数具有直接故意罪过外,很难存在放任传染病传播后果的间接故意罪过。实际上,《意见》从行为人客观上是否被确诊、是否因疑似被隔离治疗、是否进入公共区域,以及主观上是否属于故意传播等方面,严格限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认定范围。

  对于故意传播新冠病毒以外的其他拒绝执行防疫措施的行为,2003年“两高”《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是以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认定,而《意见》则明确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认定。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变化,是因为2004年传染病防治法经过修订在原有传染病类型的基础上增加了“按甲类管理的传染病”的规定,据此,2008年6月25日最高检、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将“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也纳入到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规制范畴之中。也即刑法有关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中所指的传染病不仅包括甲类传染病,也包括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

  实践中,对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界限厘清仍存有疑问。有学者认为,行为发生场合的不同才是区分两罪的关键所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系过失犯罪,主要发生于“疫情防控期间”,而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主要发生于“日常生活”中,这是基于两罪所侵害的法益不同而决定的。因此,在疫情防控期间,过失导致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拒绝执行防疫措施行为,应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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