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审美的视界

  文艺美学的智慧在于发现文学艺术文本之中非逻辑、非符号、非概念的真理性蕴含。借助审美的视界,理论家、批评家可以发现隐蔽在文本缝隙中的生命表情。在这个意义上,审美判断承担着检测那些社会学的、政治学的、历史学的批评是否有效的任务。

  文艺美学,与其说是一个学科,不如说是人的一种生命在场的方式。世界是怎样的,不取决于世界的本然面貌,人的“视为”起了积极的作用。文艺美学作为生命在场的方式,是对世界的特殊馈赠,世界因此而生动起来。文艺美学作为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唯有从这种“在之中”方可得到解释。理性的、认知的、逻辑的世界并不完美,唯有那完整的、意蕴内涵其中的感性世界,才有能力发挥唤醒、去蔽、照亮之功效。关于文艺美学的讨论,这是一个前提性的问题。

守望精神家园

  文艺美学作为一个学科诞生在20世纪80年代不是偶然的事情。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年代,也是美学的年代。80年代之初,文学理论占统治地位的文学解释模式是政治功利论和形象反映论。前者强调文学从属于政治、文学为政治服务。后者则认定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通过形象达到对社会生活本质的认识。无论是政治功利论还是形象反映论,都是从外在于文学的场域要求文学,是对文学艺术特征的漠视或遮蔽。

  与胡经之率先呼吁建立文艺美学学科并开始在文艺学二级学科门下招收文艺美学方向研究生这一事件相呼应,一个从“审美”的视域解释文学艺术特征的思潮借助思想解放运动形成开来,结果是审美文论的诞生。审美文论并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主张,而是一批学人的贡献。何新、周来祥、钱中文、童庆炳、杜书赢、孙绍振、胡经之、陈传才、王一川、鲁枢元等,都在审美的旗帜下,对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作出过各有侧重的发挥。文艺美学学科的倡导与审美文论的崛起交相辉映、互为动力,共同推动了文学艺术春天的到来。

  文艺美学学科的倡导者与审美文论的呼吁者具有思想理念和精神气质的一致性。他们都强调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审美品质,文学与其说是形象的,不如说是情感的。情感性是文学艺术更为根本的特征。所以,对文学艺术的认知,要从形象反映说转向情感体验说。情感体验也就是审美体验,因为审美—情感、情感—审美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无论是艺术的审美创造还是艺术的审美接受,都是以情感为核心、为动力的。无视或贬抑文学艺术的情感特征,导致文学创作主题先行、概念盛行,题材决定论甚嚣尘上,而文学理论也枯燥乏味,了无生气,远离活生生的文学。审美维度的确立澄清了文学问题上的狭隘认识。文学的对象是美的领域,是人的美的生活。对象不同,艺术的样式才有了区别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特殊性。这是文学拨乱反正、回归自身的第一步。文艺美学带来了文学理论知识的更新,如果说反映、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形象、典型、世界观、倾向性、创作方法等是旧的文学理论知识的关键词,那么审美、体验、愉快、照亮、唤醒、拯救、去蔽、形式、意味等就是文艺美学的关键词,从中不难发现审美视界对于文学艺术存在之谜的巨大解释潜能。

  文艺美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初创意义绝不止于此,它还从本体论承诺出发肯定文学艺术的感性特质与人的感性存在之间的内在关联。在胡经之看来,艺术“不是模仿,而是揭示;不是宣泄,而是去蔽;不是麻痹,而是唤醒;不是功利的追逐,而是精神价值的寻觅;不是纯然的感官享受,而是反抗的承诺和人类生命意蕴的拓展”(《胡经之:《文艺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这段颇富诗意的描述深刻揭示了文艺美学学科的人文学旨趣。文艺美学就是要通过对文学艺术的审美解释通达对于人的感性存在的审美建构。人文学旨趣,是文艺美学学科的首倡者们在中国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寻找解决人的问题的一种尝试,也是堪与世界美学理论话语对话的中国方案,续写了美学作为人生哲学的中国现代美学传统以及中国古代美学传统。审美不仅是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的诗性之存。审美之思是抵制异化的力量,是人的自我成全。现代哲学、美学遭遇的最大危机,是人的自我认识的危机。对物质世界的贪婪,对各种欲念、目的和知识活动的计较,使人越来越远离本原的生活世界。校正或修复人的异化状态,是现代哲学家、美学家思考的共同焦点。文艺美学视艺术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一种灵魂栖息的方式,通过对存在问题的不懈追问,还原被常识、经验所遮蔽的生活世界。如果说人类有所谓精神家园,那么,文艺美学就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望者。

超越学科化知识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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